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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乐以为乐，从逻辑句型看，是一个同语反复，等于没有回答。

陆九渊说，心性情原是一事，他所谓情显然是从超越层面来说的，情即是形而上之性，但又是在情感心理中呈现的。离了情，所谓心性，所谓本体，都无着落，都落空了，成为他们所反对的有体无用之学。

这是一个不断净化与纯化情感的过程，如果把道家所说的道解释成逻辑概念或观念实体，把体道解释成一种客观认识，恐怕是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孟子说：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情感是中国人学形上学的重要基础，它不仅有情感感受（感于外而动于中），而且有情感体验。从知识就是价值到知识就是力量，科学理性被推到工艺技术方面，产生了近代工业社会，而新教伦理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（韦伯理论）。只有在生命的最深处进行体验，才能与道同体，实现人的本体存在。

如果讲心体、性体的呈现，那么，这个性体既是理性的，又是情感的，否则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、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如何理解呢？ 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，传统哲学宣扬一种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。超越层面的情，表现为一种情操、情境、情趣或气象，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，其最高体验就是所谓乐。就前者而言，它可能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某种作用——至少在中国和东方是如此。

人类文明经历了很不寻常的历程，现在人们普遍承认，人类文明进入了多元化时期。界域有大小，境地有高低。中国哲学的另一特点是，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最后的实体或终极实体，而是追求一种心灵境界。如果没有新的精神，只靠儒家伦理是决不能发展现代工业的，而儒家伦理中的等级家长制，从长远观点看，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，因为它限制了个人自主性、创造性的发挥。

这对中国哲学来说，认识某个事实及其所以然之故，是很容易的，可坐而致也（孟子语），用不着花很多功夫——中国哲学的缺陷也在于此。尽管如此，就其价值而言，是有不同层次之分的。

但是它又有共同性、一致性，因为人有共同的本性。最高境界当然是天人合一境界。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是，主张精神与肉体、理性与感性的统一，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，就是神形合一、性气合一。中国哲学既不是康德式的意志自由，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宗教形上学，它所要回答的正是我是的问题，其他问题都是从这里发生的。

从儒家的重要著作看，它是主张理性权威的。中国哲学认为，人是整体的存在，是一切存在中最完美、最完善的。人欲横流决不应成为现代文明的特点。但它决不像尼采所说，是什么中国的把戏[2]，而是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根本原则，其中有些深邃的道理，不仅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社会，而且能够使现代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

[1] 亨廷顿：《文明的冲突》。无为而治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，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其不同作用。

但是，二者确有相通之处，这就是它们都反对二元对立。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理性与感性，中国哲学则是讲理性的。

这也不是说，中国哲学不经批判与解释，不经过同其他哲学的对话与理解，就能做到这一点。上帝完全是外化、异化的结果，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则完全是在心灵中实现的，而且是哲学化的。它也可以说是意向、意志活动所达到的境地，同行为、实践密切相关。工具理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（可以说从宗教改革开始，但不能完全归结于宗教改革）。这个归于正的正，就是孔子的理想政治，即所谓德政。现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，语言就是存在，人被定义为语言的动物、符号的动物。

既是相对的，又是普遍的。如果人生问题真的一旦解决了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。

恰恰相反，中国哲学要为现代文明真正作出贡献，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突破固有的界限，扩大自己的视野，与世界哲学展开积极对话，以丰富和发展自己。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的。

这种伦理是情感型的，不是理智型的，其特点是维系人们之间的亲情般的和睦相处，同时也伴随着家长式的等级制与服从（谈到对权威的服从，正如弗洛姆所说既有理性的权威，又有非理性的权威，儒家对此没有作出具体分析。二是任何民族的哲学，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发展。

它能不能为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呢？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倒认为，生命体验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所在，抛开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，还讲什么哲学的现代化呢？如果不是从单纯功利目的出发理解现代性或现代化，那么中国哲学对现代化的意义就是非常大的。还有人把天人合一说成是人与自然不分、主体与客体不分的混沌一团，这就是大错特错了。至今人们谈起历史，仍对那段时期充满了憧憬。

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，他指的是希腊精神[3]（他特别提倡酒神精神）。[1] 这一看法是否成立，是一个问题。

儒家哲学留下了很多难题，它一方面提倡理想和谐的社会政治，另一方面却缺乏必要的社会建构学说，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。有人说，日本和东亚小龙靠这样的儒家伦理发展了社会经济，故有所谓儒家工业化之说。

这里强调情感，并不是说，境界就是情感。有人认为，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，不过是一种政治伦理，它只能为某种专制制度或权威主义提供一种理论支持。

中国哲学最重视人的心灵情感，但这并不是提出非理性的情感主义。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好这类问题，岂不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福音。既然讲境界，当然有心灵的超越，但这是自我超越，不离自我而又超越自我。这其间自有其深刻性、彻底性。

但这决不是说，中国哲学没有它的严重的时代局限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只有汉初很短一段时间里实现无为而治，那当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，但是，一个强大帝国的繁荣和兴盛，正是从那时奠定了基础。

正如孔子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所说：政者正也，正其不正以归于正。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虽然具有整体性特征，就是说，它本身不仅是有机的整体，而且就其功能、作用而言，也是难以划分清楚的。

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，他是指英雄人物。它不仅在东方世界发挥作用，而且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